人工智能近年來迅猛發(fā)展，相關軟件、產品逐漸進入大眾視野。人們在感受著人工智能給生活帶來指數級變化的同時，也希望對人工智能有進一步的思考：它對于人類到底意味著什么？

作為人工智能發(fā)展的見證者，帕梅拉·麥考黛克試圖在其回憶錄《人工智能往事》中回答這一問題。

作為一位科普作家，帕梅拉從人工智能概念出現伊始，就一直關注著這一領域的發(fā)展，并與許多相關科學家保持著友誼。在與這些人工智能領域的關鍵人物交往過程中，她發(fā)現源于科學的人工智能并沒有走向人文的對立面，相反，它積極擁抱人類思維，體現了以人為主體的思想價值。

在探索人工智能的道路上，帕梅拉以人文的筆觸書寫科學故事，她認真思索人工智能“傳承思想和人物個性”的過程，希望通過一個個故事構建起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這“兩種文化之間的橋梁”，試圖調解兩種文化的對立與沖突。

顯然，帕梅拉對人工智能發(fā)展是樂觀的，但這種樂觀態(tài)度并非無限度的。她認為，在科技發(fā)展過程中，個人信息追蹤、虛假信息泛濫、人工系統中的偏見等已經顯露積弊，都需要認真對待。然而，她不認同部分人文學者面對人工智能的恐懼心理，并將其稱為“狄俄尼索斯式的恐懼”。

當然，她提到的這種心理的產生并非沒有道理。

德國哲學家赫伯特·馬爾庫塞在《單向度的人：發(fā)達工業(yè)社會意識形態(tài)研究》中指出：“理性主導下的科學技術在提升人類物質生產效率的同時，也使人類不自由的狀態(tài)得到了合理化?！比藗儗茖W技術的過度依賴和盲目追求，使得原本不能被接受和容忍的不自由現象，因科技進步、文明發(fā)展而被視作理所當然。

受制于這種框架的人實際上可能在被技術“奴役”，被迫重復單一和機械的勞動。久而久之，創(chuàng)造性和勞作決裂，熱情與生活揮手告別，人最終淪為生產線上的零部件。其結果是，推動人類文明向前發(fā)展的技術反倒成了令人“異化”的工具。而當下誰又能真正預見到人工智能是否會成為新一輪“奴役”人的皮鞭鐐銬？

在德國哲學家馬丁·海德格爾看來，技術的本質是一種“去蔽”的方式。人工智能同眾多科學技術一樣，給予了現代人認識自我、了解世界的便捷途徑，亦是一種“去蔽”的方式。通過人工智能，人可以在短時間內獲取大量信息并加以分析，進而認知未知事物，但也可能因為過度依賴人工智能而失去認知事物的其他途徑。此時，“去蔽”卻成為了另一種“遮蔽”。

帕梅拉當然意識到了這些，所以她認為，事實上，人文學者對人工智能的抵觸情緒本質上是“自我保護”的表現，是對未知風險的警覺，是對真理探求的持續(xù)渴望。至于一些諸如“人工智能會導致大屠殺”的言論，在她看來，未免顯得有些“失之輕率和乃至情緒化”。

但她也提到，這恰好說明在日益成熟的人工智能面前，我們人類應該正視其在發(fā)展中產生的問題并且保持清醒的頭腦，拒絕成為人工智能的附庸；應該在利用人工智能提高效率的同時，始終不忘人類自身的獨特性，不斷思考與探索。

如此，我的理解是，人工智能技術本身并不具有類人思維，這意味著人工智能的思考只是依據被設計好的代碼而進行，因此人工智能的主體終究還是人而非機器，人工智能如何發(fā)展、如何使用，也應當取決于人。更進一步來說，人工智能的目的還是服務于人、輔助于人。

近年來，人工智能在生態(tài)文明建設過程中的作用愈發(fā)突出，在生態(tài)保護、生態(tài)修復、生態(tài)預警等方面都能看見它的身影。若人類懂得如何與自然和諧共生、杜絕中心主義，自然也會懂得如何和與人工智能通力合作。正如帕梅拉指出的，人工智能可以成為人類審視自我的一面明鏡，也將帶著人類去往這個世界上更合適的位置。